這篇文章主要解決一個問題：究竟為什么“遠程辦公”在中國這么難。

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這樣來理解：

實際上，自1980年開始發展，美國的遠程辦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遠程辦公國家中，美國可以排名第一，毫無懸念。舉兩個例子：

Salesforce要求員工每周四都必須在家辦公，以減少沒必要的會議；而大名鼎鼎的Wordpress母公司Automattic，則沒有固定辦公室，全員遠程辦公，甚至連面試新員工，都是遠程進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動著美國的“遠程辦公”呢？或者說：是什么在推動著一個國家的“遠程辦公”進程呢？

這是我認為在討論“遠程辦公”話題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其實，也解釋了為什么目前遠程辦公在中國這么難。

01

先上一組數據。

它來自2019年10月的《區域經濟學家》，由美國區域經濟學家查爾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美國社區調查數據完成：

2017年，美國有340萬勞動力主要在家辦公，占到了美國全職勞動力的3%。

這組數據只統計全職員工，不涉及兼職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職業者這樣的自雇人員。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環境”（如咖啡館和聯合辦公空間）完成工作的全職員工。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偏保守的數據。但優點是：數據的內涵非常清晰。

02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動”著美國遠程辦公的發展呢？

根據查爾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國遠程辦公的增長情況，其實不是線性發展的。

在2005年前，美國在家辦公的全職員工比例增長緩慢；然后，在2005年左右，增長突然加速了。

報告的下方，還有這么一條注釋。

它說：“2005年開始，我們的抽樣頻率從每十年更改為每一年。因此，增長率可能在2005年前就已經開始加速，但它一定是在2000年后開始加速的。”

這條注釋，讓我浮想聯翩。

因為我到美國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趕上豬流感疫情（H1N1流感）大爆發。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010年的8月，才結束。

而2010年12月，美國聯邦政府就通過了一項法案，名為《遠程辦公增強法》。

目的之一是：要確保美國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況下，也能夠維持基本職能。

2009年豬流感H1N1病毒

所以似乎有理由認為：豬流感在美國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遠程辦公的發展。

基于此，美國遠程辦公增長加速的時間點，似乎也可以向2000年前移。

因為從與“通勤”有關的大規模外力事件看：

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崩盤”，硅谷人才大規模離開；

2001年，紐約發生“9-11恐怖襲擊”；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塌，美國金融危機開啟；

2009年4月，豬流感襲擊美國。

但這些外力事件，真的對“遠程辦公”產生了影響嗎？

答案是否定的。

實際上，它們的影響都可以忽略不計。

03

那么，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變化”，是否會推動這個國家的遠程辦公增長呢？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給大家找了一張圖。

這是美國2019年第三季度，按行業種類，進行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圖。

可以看到：

“科學與技術服務行業”（橙色），是美國去年Q2與Q3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信息行業”（橘紅色），分別是美國去年Q2和Q3經濟增長的第二和第三大驅動力。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上述兩個行業，剛好是遠程辦公比例很高的行業。

而這張圖，其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結構構成。與之相比較，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從企業注冊數量上看，主流還是大量的貿易型、銷售型、制造型和生產型公司

但是，行業分類真的會大幅影響遠程辦公的增長嗎？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實際上，根據查爾斯的研究：

“自1980年以來，美國經濟就業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從制造業崗位和生產崗位，向服務業崗位轉變。”

“在一個經濟環境中，如果沒有任何新技術的發生，那么工種轉變，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勞動力的遠程辦公。換句話說，職業轉變的確會提高遠程辦公的比例。”

“但是我們發現：自1980年以來，在美國遠程辦公轉變的因素中，實際上僅有約2%的增長，是由職業轉變帶來。”

換句話說，由“行業轉變”帶來的遠程辦公增量，實際上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04

這樣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究竟是什么在“驅動”著美國的遠程辦公發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據查爾斯的研究，實際上美國遠程辦公的主要驅動力因素只有一個。

那就是：技術的發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1980年以來，在美國遠程辦公轉變的因素中，實際上僅有約2%的增長，是由職業轉變帶來；而“技術的發展”，解釋了其余的一切。

05

那么，在至關重要的2005年，美國的科技界又發生了什么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馬克.貝尼奧夫，是在1999年的時候成立了Salesforce。然后，這家公司在2004年的6月，登陸了紐交所。

Salesforce的創始人馬克.貝尼奧夫

其它如微軟、IBM、甲骨文、思科、西門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2005年前后，為美國企業級技術和服務的“基礎設施”，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此外，根據KPCB的合伙人Eric Feng制作的一張圖：

正是在2005年左右，美國“企業級”獨角獸數量（紅線部分）開始騰飛。

實際上，“企業級投資”一直是美國風投的一個重要分支。

這些投資，源源不斷地孕育了美國企業級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等等。

而根據TechCrunch的數據：

在2018年的前11個月里，美國SaaS類創業公司，獲得風投總融資額的數量，占到了美國創業公司總融資額的：70.1%。

如此之高。

06

與之相比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似乎沒有企業級市場。

根據TechCrunch的數據：

2018年前11個月，中國創業公司在全球風險投資的總融資額中，獨領風騷。但在SaaS創業公司的投資金額，僅占到了中國創業公司總融資額的：11.7%。

與美國的70.1%相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實際上，中國創投圈對企業級公司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也是這兩年才開始的。

前兩天，我打電話給谷歌云戰略的業務發展總監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騰訊企業QQ和營銷QQ的創始人。

他和我說了一段畫龍點睛的話。

他說：

“最關鍵的，其實還是基礎設施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在谷歌，大家的習慣一定是全視頻，因為如果只是音頻，遠程協同能力一定會受影響。但目前，我們（指國內）是不可能做到常態下支持全視頻的，只要一上13個人，就不可能實現，目前國內一些公司因為疫情啟動緊急遠程辦公，都是啟用了特殊的服務器數量。

而且到現在為止，不論是從產品功能的廣度還是顆粒度，特別是企業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我還沒有看到能夠與微軟處在同一級別的產品。”

07

但是，如果說技術發展是遠程辦公的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動了“技術的發展”呢？

姚欣榆和我強調了一個觀點：

他指出：看似簡單的遠程辦公，背后本質上其實是雇主與勞動力的“權力對比”。

換句話說：美國的遠程辦公比例之高，是因為美國的企業級技術基礎設施強。

而美國企業級技術的不斷發展，本質上其實是：這些技術在不斷滿足美國勞動力議價能力越來越強之后所帶來的勞動力需求的變化。

“造成遠程辦公的根本原因，背后其實是由勞動力的需求決定，這導致雇主必須去適應勞動力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們來看一些特殊行業，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技術行業，全球性都供給不足。在這些行業，勞動力事實上是一定會希望更分散的。因為就好比，你家鄉在北京，你不愿到上海工作，那么如果你的技術很強，一定是你的雇主來遷就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國，所有關于遠程辦公的利弊分析包括《遠程辦公增強法》，都提到了遠程辦公的重要目標之一，那就是：

增強員工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的平衡。

比如，能夠讓員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義務（假設一些員工剛生下孩子），從而幫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彈性的勞動力。

但這是美國的機構更高尚嗎？不是。

美國的遠程辦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實是美國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之強。而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很明顯，雇主的權力更大，中國勞動力的議價能力還很弱。

08

那么什么時候，中國的勞動力議價可以變強呢？

前幾天，我在朋友圈轉發了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離的經濟賬》。

結果，我的一位讀者跳了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對話。

其實我這里說的“美式”，是指：數據至上。

2007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讀經濟學博士，主攻“人口和創業及中國勞動力市場”。之后的2013年，我在上海采訪梁建章。

其中有一個問題，涉及到了中國的“創新”。

梁建章是這么回答我的。請大家注意看：

“說中國缺乏創新，這純粹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從數據上，顯示正好相反。我指的是一些綜合創新指標。

事實上，中國在這一檔次人均收入的國家中，創新力最強。這個事情一定和人均GDP有關，當這個數值很低時，你創造一個iPhone，也沒有人買。”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個國家的創新驅動力，一定與這個國家的人均GDP有關。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太低，那么，就算這個國家有人造出了iPhone，這個國家的市場，也養不起這個產品的生態系統。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梁建章的話，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想到：今天中國的創新實力大增，背后與中國的人均GDP增長有關。

而換到今天的話題，恐怕也一樣。

經濟水平不提高，遠程辦公的體驗就不可能會好，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也不可能變強。

中國勞動力議價的能力不變強，中國遠程辦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與這個大方向來比較，其它的諸如：

員工職業道德和職業化程度的對比、工作是由興趣驅動還是賺錢驅動、遠程辦公法律的制定等等，都不過只是一些子集罷了。